三、参合之战的发生地

　　1、两种不同观点

　　魏燕参合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以弱胜強的典范，也是代魏由弱到強转而雄霸中国北方的转捩点。对于公元395年慕容宝全军覆没的参合陂、蟠羊山，历来有两种观点。

　　其一，主张参合县、参合陂在大同市东北阳高县地者，主要有严耕望先生，吕思勉先生，田余庆先生，李凭先生等。

　　严耕望先生云：

　　“郦氏指为盐池(今岱海)西南参合陉及魏置参合县地区，在今右玉县北长城外”。“是郦氏以为燕魏战场之参合陂在平城西北二百里(实不止二百里)之谱，魏置参合县地区也”。通鉴一O八晋太元二十年胡注亦从之“。”然汉书高祖纪，十一年‘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汉书地理志有参合县，属代郡。“”故此参合县故城在平城之东约百里以上“。”今阳高县东北是也“。”蟠羊山在阳高县东“。

　　吕思勉先生云：

　　“‘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施字右半)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南，或云：在阳高县东北。

　　吕先生所谓”大同县东南“，或将《魏书》屡见之繁畤北与参合陂北连而视之。

　　田余庆先生云：

　　“文帝长子桓帝猗(施字右半)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接近平城。”

　　又云：

　　“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今洋河)南，出代谷，会贺驎(慕容麟)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大破窟咄。”

　　要言之，田先生以为参合陂北及高柳，皆在今大同、阳高一带。

　　李凭先生云：

　　“参合位于今阳高县东北。”

　　又于阳高县条云：

　　“西汉置有高柳县，属代郡。东汉初为卢芳所居……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于此置代郡。”

　　“北魏迁都平城以前高柳邑并未废弃。北魏迁都平城以后高柳依旧重要。”

　　“高柳，今阳高县。”

　　其二，主张魏燕参合之战发生地在内蒙古凉城岱海一带的先是事发百多年后依北魏后期建置记述的郦道元《水经注》，其后持此看法的研究者接踵而至，中以王仲荦先生为代表。

　　郦氏《水经注》云：

　　“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迳以即名也。北俗谓之苍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

　　王仲荦先生云：

　　“参合汉县，在今阳高县东南，后魏县在今凉城县西南，右玉杀虎口之西北，非一地……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立县以隶涼城郡……有蟠羊山。当在参合陉附近。是道武帝败慕容宝处。”

　　又云：

　　“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东。”

　　2、燕魏双方的行军路线

　　登国十年七月，慕容宝“寇五原”。从定州到五原的路线有两条。

　　一条是北线：

　　中山(定州)，向西北26公里-上曲阳(曲阳)，向北81公里-广昌亦称飞狐(涞源县)，向西北55公里经五回道、下管头-代(蔚县)，向西北46公里-桑乾县(阳原)，向西北45公里-高柳古城(今阳高县李官屯)，向北21公里-蟠羊山(兴和县苏木山，其东北25公里为延陵县境即今天镇县新平堡)，向西南55公里-独孤谷城(丰镇市，其北40公里为乞伏袁池亦称旋鸿池即今前旗黄旗海)，向西北42公里-盐池(岱海，凉城在其西10公里)，向西南60公里-盛乐(和林格尔土城子)，向西北40公里-云中大室或云中盛乐，向西北120公里-怀朔(固阳)，向西150公里-五原(汉匈奴头曼城，今五原县)。

　　北线由中山(定州)经参合，至云中，向西到怀朔(固阳)，再到五原行程为741公里即1482公里。

　　另一条是中线：

　　此路即北魏平城时期的定州大道，其间包括飞狐道、灵丘道、莎泉道等。由定州大道先入平城，然后由武周塞至盛乐。这在北魏平城时期向西北是通向金陵、盛乐的要道，更是南下、东出的大动脉。但在十六国时期崞山、恒岭、隘门间尚不通畅，需沿滱水即今唐河河谷的崇山峻岭间凿山开道。

　　3、实地调查情况

　　关于高柳和参合县。前已阐明，北魏平城时期的代郡、高柳或参合县即今之阳高县。阳高县东北2公里许有李官屯古城，应为高柳、参合古城所在。由此古城向北53公里为内蒙兴和县城，此百里之內(也包括其北之地)应为北魏所谓“参合陂北”的范围。其间参合县北略西21公里为蟠羊山，今称苏木山或盘羊山，再向北13公里为小窑子乡大同窑村，此地北距兴和县18公里。

　　关于蟠羊山。据內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协文化研究促进会贾元生、贾建文、李新权先生提供，数年前有人在丰镇与兴和县之间的盘羊山北打窖时在深0.8米、直径4米的一土坑中发现1000多具古代尸骨，其中以头颅骨为多，经检测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惜骨已弃之无存。又1988年在兴和县大同窑的小城子出土一“盛乐郡”瓦当。考虑到盘羊山在东南，黄旗海在西北，其间为40余公里，与文献所记“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相合，而且在百里之内驻扎十万兵马合于实情。考虑到现在的黄旗海东西20公里，西北至东南10公里，北魏称乞伏袁池时可能要大得多。这样的范围，也合乎战斗未打响之前，魏军“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的情势。这就是说，参合陂之战的参合陂很可能是参合县西北百余里的黄旗海，因其时水面要到其南的蟠羊山下，比现在大得多，因而参合陂与参合县的距离要近得多。

　　从行军时间看，参合陂之战发生地在东不在西。十月二十五日，燕军从黄河边上撤退，到十一月初九驻扎于参合陂，其间约210公里，连同休整历时14天，日行30里。若参合陂在今凉城县的岱海东，距离是130公里，日行十八九里。魏王拓跋珪十月初三晨过黄河，昼夜不舎，初九晚上追到参合陂形成包围之势。共用7天，若以六日行军、一日策划布伏计，日行70里，翻山涉水日行军70里，合于常理；若是到岱海，日行便只有42里了，这与“急追之，晨夜兼行”的实际情况不合。对此严耕望先生早有察觉，田余庆先生也曾告我，指参合陂在凉城，与盛乐相距太近。这都是对的。因此，北魏平城时期的参合县、参合陂北在今阳高、兴和境，“参合北”或者竟是北魏中部之地的习惯称呼，其南北范围要更大一些。总之参合陂战场在此不在彼。

　　参合之战燕军覆没之处有了着落，那么兴和县北出土“盛乐郡”瓦当的小城子很可能与代魏时期的东木根山或长川城有关。因为此地正是古于延水即长川(今洋河)的源头。从东木根山或长川称“盛乐郡”，可知代魏时期“盛乐”成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指挥中心的代名词，古成乐的盛乐宫是盛乐，古云中的大室也是盛乐(云中盛乐)。东木根山有“盛乐”，繁畤北的宫室是不是也有盛乐之称呢？，这可能并不完全是臆说。

　　关于暮容垂与燕昌城。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燕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大同市西北淤泥河北岸长城岭下的新荣区下甘沟城路地。那么，燕帝慕容垂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地筑城呢？换句话说，此地建燕昌城一定与燕帝慕容垂进入代地的路线有关。

　　最能正确反映当时燕军行军路线的是：

　　其一，《晋书o慕容垂载记》，“遣宝与农出天门，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虽然是慕容垂亲率大军出征，但打头的是太子慕容宝以及慕容宝之子慕容农，其后是慕容宝的另外两个儿子慕容隆和慕容盛。慕容宝、慕容农父子过天门，应是易县西南的五回道，青山应是广昌岭亦即灵丘道口的青岭，都在太行山以东。他们既然是来偷袭平城，就可能是取灵丘道开山凿岭乘其无备而袭之。平城大胜后，慕容宝“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看来并不是送到中山，而是送回后面出发的慕容垂大本营。慕容宝大军便乘胜直驱向西，将魏王拓跋珪及其主要兵力赶到了千里之外的五原。

　　其二，《魏书o道武帝纪》，“慕容垂来寇桑乾川”，《晋书o慕容垂载记》，“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也真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寇桑乾川”，“率大众出参合”，那么，大本营的老皇帝没有再走山高谷深的灵丘道，而是向西北取较为平衍的飞狐道向西北直达桑乾川桑乾县地，可能在参合县稍作修整，没有直下西南的平城，而是直接到了四十里外的参合陂东蟠羊山下，这正是一年前王建坑杀慕容宝将士的所在。待他向西南返平城时已有疾在身。他并没有轻易进入难于退守的平城，而是选在距平城不远的羊水畔“踰山结营”，筑城既督军，也疗疾，何奈病不能支，在这座新修的燕昌城住下，便通知慕容宝从五原收兵。

　　由此看来，深入河套地区五原的是慕容宝父子，而不是慕容垂，慕容垂本是“乘马舆而进”，“进”是西进，西进过程中吊战殁将士，且驻跸燕昌城，而不是由凉城东退“过平城北三十里”筑城。也不是先进入平城然后由西南向东北返回参合陂战场，而是又由东北向西南的进军路上扎营于平城西北筑燕昌城。

　　四、“燕帝富贵”瓦当的形制和书迹

　　北魏平城时期是继汉代以后吉语瓦当的又一个繁荣期。汉代文字瓦当，当面只有一个乳钉，处于回环文字的正中间，未见在字与字间饰小乳钉。而北魏平城时期遗址出土的吉语瓦当，都是圆形，棱沿高而宽，当面以“井”字分为九宫格，中央之宫饰一大乳钉，四方之宫各置一字，四角偏宫各饰一小乳钉。乳釘均为圆形突起，文字也多为阳文。近年在大同地区出现的“大代万岁”、“皇魏万岁”、“皇祚永延”、“传祚无穷”、“富贵万岁”、“忠贤永贵”、“长乐富贵”等瓦当，字体无论是简篆、楷隶，还是隶楷，文字无论是上下左右排列，还是右左上下为序，都是平均处于大乳钉四方。

　　因为这种形制的文字瓦当始见于北魏早期，因此我一直以为北魏平城时期是这种形制瓦当的肇始点。初见“燕帝富贵”时我便认其为北魏的物件，待细审文字，方知这是北魏定都平城、道武帝正式登极前三年的十六国之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形制的源头在东胡诸鲜卑政权。还有一个情况是，东胡诸国得以在匈奴故地自由来往以后，就逐步与当地代人融为一体，中原文化势必为其汲取。加之后赵、前秦相继兴起，直接建都中原，其间前燕为前秦所亡，慕容垂等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为中原文化所浸润，接受华夏传统文化的程度远远超过长期处于匈奴故地的鲜卑政权。因此，在燕昌城出现这样的瓦当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笔者曾多次探访内蒙古托克托古城的云中宫及和林格尔土城子的盛乐宫，这两地都是十六国遗址，所见瓦当多为各种莲瓣纹，有一件“万岁富贵”当较粗疏，在大同街头也出现过，难说出于何地，但在这两处遗址随处可见的细绳纹砖和磨光瓦也与平城物无大异处。这些更证明东汉到十六国时期的东胡文化是夷夏文化融合孕育的结果，数百年传承不息，行进不止，从南的东晋、北的“五胡”，一直到北魏平城时期、洛阳时期。

　　“燕帝富贵”瓦当确实难于辨识。四个字中只有右方一个“富”字好认，下面一字有篆书“帝”的样子。左方是一“贝”字，上方一字只有上部的“卄字头”清楚，四字难于成词。文字难识，是因坯土稀软，难以定形。“燕”字中部走形后被修为两个口字，左方的“贵”字则因走模失去上部，整字被修成一个“贝”字。我所见一枚品相好的尚且如此，一枚残破的更是字不成形，瓦体中偶或可见当地常见的“料僵石”。

　　“燕帝富贵”当文尽管有些残缺，但其处于篆隶之间的书体还是可以看出的。书风的高古质朴也是显而易见的。刘涛先生在谈到东晋书迹时，称“大兴四年(321)八月平旦砖”和“永和四年(348)清公所作砖”为美术化的隶书，称十六国时期的“广武将军碑”为变体的隶书。以这种眼光评鉴“燕帝富贵”书体再恰当不过了。

　　我初见此当时就想，任何古物都有感清在，都在诉述着自身的喜怒哀乐。如果说平城宫城、永固陵和武周山石窟寺异彩纷呈的吉语瓦当从形制、纹饰到书风传达着鲜卑民族的雄风強势和北魏王朝的盛世气象，那么燕昌城的“燕帝富贵”给予人的便是仓皇、残破、甚至是颓败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