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郡卫氏及拓跋代《猗卢碑》残石

　　——安邑卫氏的祖籍是阳高县

　　卫瓘的高祖卫暠，“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晋书·卫瓘传》）。“卫操……代人也，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魏书·卫操传》）于此可见，卫瓘是落籍安邑（今夏县）的代人，而卫操是留在代地（东汉代郡治所今大同市阳高县）的代人，他们都是代郡卫氏。

　　在东汉明帝时，卫暠一定是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故能以儒学为朝廷征召。儒学的基本内容是六艺，“书”是六艺之一，也是代郡卫氏的家学。卫觊是卫暠曾孙，“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唐张怀瓘《书断》语）。卫瓘是卫觊之子，曹魏灭蜀汉时，他曾以监军的身份杀主帅钟会（钟繇之子，当时的另一位书法名家）。卫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卫瓘子卫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晋书·卫瓘传》]。南迁卫氏不仅世代簪缨，而且以书学传家。

　　北留卫氏，以卫操、卫雄为代表。卫瓘做西晋征北将军时，卫操为其牙门将，看来西晋时南北卫氏仍以同族往来。鲜卑拓跋代始祖力微为代北盟主时，卫操曾多次出使拓跋代，最终领着宗族乡亲北投代国。卫操、卫雄叔侄入代后，劝桓帝猗（施字右半）、穆帝猗卢招纳晋人，并促成代国匡助司马晋屡屡保卫悬城并州。晋乃赐拓跋氏大单于号，封公封王，心甘情愿地“匡助晋氏”。《魏书·卫操传》载“辅相二卫，对扬毗翼。操展文谋，雄奋武烈”，书法自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史载二卫在代的书事活动有两次：

　　一、桓帝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桓帝助并州刺史司马腾退匈奴，“晋假桓帝大单于”。猗（施字右半）则命卫雄、段繁在参合陂（今大同市东北阳高县境）西筑石亭树碑勒文。

　　二、桓帝十一年（晋光熙元年，306年），卫操为桓帝在雁门关以南的大邗城（今原平、宁武一带）立功德碑，为故去的桓帝歌功颂德。北魏皇兴（467～471年）初，雁门段荣发现并经《魏书》过录，可确认为原碑部分的有1040字。碑文真实记录了桓帝南下介入西晋事务的情况。

　　上述两碑碑文书体，史无明载。幸有前人所记“代王猗卢之碑”残文，可为参照物。

　　罗振玉《石交录》云：“代王猗卢墓碑残石，存六大字，文曰‘王猗卢之碑也’。予门生柯燕舲昌泗得于山西，其阴刻有狩猎图。审其文字，殆碑额之末行，王字之前行，末必为代字……此石殆立于晋之中叶，下距昭成建国尚二十年，故书体在隶楷间。”（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88）（请出版社修改）此石不知所在，幸有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载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拓本图版。

　　穆帝拓跋猗卢为桓帝猗（施字右半）同母弟。公元295年拓跋三分，力微少子禄官居上谷（今北京附近延庆、怀来一带），力微长孙猗（施之右半）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大同、阳高一带）。次孙猗卢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猗（施字右半）、禄官相继故去，308年，猗卢遂总摄三部。他多次出兵助并州刺史刘琨击退匈奴刘虎、刘聪和石勒，被晋封为代王。316年，猗卢与镇守小平城（今山西朔州西南）的儿子六修内讧，讨而不胜，南逃雁门关内毙命。《太平寰宇记》与代县方志皆记代县境内有“拓跋陵”、“拓跋猗卢墓”。穆帝死后，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琨子刘遵（时质于代）南奔并州。此碑当为卫雄、姬澹等南奔时所立。书者应为卫雄、姬澹之辈。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修订本）》（三联书店2011.10）《关于跋拓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文后有补注云：“本文拟就后，得见殷宪先生待刊新作《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该文据墓志出土地以及地面调查研究，知今山西朔州市西南梵王寺村附近，有‘王城’、‘太子坟’等地，盖即穆帝猗卢时筑新平成（小平城）以及其后拓跋内战诸事之遗存物证。这一带正好是（左水右纍）水之源，不出雁门山区。殷先生认为存世的猗卢残碑出土地问题也可能出现新的线索。殷文令人嘱目，盼能续有发现，以充实现有成果。”

　　此碑书体，基本面貌应是隶书，但点画瘦劲，体势开张，起笔多为露锋，折笔劲如屈铁，勾笔已见楷势，书丹者自非等闲之辈。起笔露锋，撇捺方挑，既显现了楷书的一些特点，又加强了铭刻碑额的装饰效果。铭刻书而强调装饰效果，必为魏晋十六国书刻时尚。这种审美追求，影响所及，至于一百多年以后平城时期诸刻，石碑的形制、碑首侧面的蟠螭图案也为百多年后的文成皇帝《南巡之颂》、《王亿变碑》所传承。六字残文是碑额，笔意与同时期西晋永宁元年（301年）的《韩府君神道阙》、东晋泰宁元年（323年）的《谢鲲墓铭》有相似之处。这种书体也是后来的平城魏碑《皇帝东巡之颂》、《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表》以至迁都期间的《吊比干文》等碑石的滥觞。

　　由“代王猗卢之碑”残碑观之，卫操所书桓帝功德碑、卫雄与段繁在参合陂西的记行碑也会与此刻大致相同。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卫瓘善草书；卫恒善草隶书。所谓隶草、草书、草隶书，应与尚未完全从汉简、隶书中解脱出来的章草或行书有关。这种书体在魏晋时期多用于文书手札，是手写体，它亦该是北留卫氏的书法风尚。铭刻体则是“代王猗卢之碑”的隶楷面目。这就是说，卫门书学起于代郡，享誉于安邑，而留北的代郡卫氏依然以书学世代相承。

　　全文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